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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创新人才的“创新基因”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2012年2月7日    

  编者按: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乔布斯?为什么缺少创新型杰出大师?两大叩问困扰着国人。

  叩问是最好的开始。在“乔布斯现象”引发社会热议之际,作为专业媒体,我们亦将目光聚焦创新人才开发。创新人才有哪些特质?能否通过常规培养而成?对创新人才的开发,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本报特别邀请三位权威专家对此深度交流。


  主持人:孙忠法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范黎波


创新人才有哪些特质


  主持人: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去世,又引发了全社会对我国能否涌现出更多杰出的创新人才的热议。现实则相当尴尬,目前,我国问鼎国际重大科技奖项的人还寥寥无几。我们忍不住想问,杰出的创新人才有哪些特质?是哪些关键的“基因”让其拔尖?

  朱邦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重要的不是“零的突破”,不是出一两个得大奖的科学家,重要的是要有一批科学家在中国土地上取得具有获大奖水准的科研成果。印度的拉曼1930年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但80年过去了,印度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发达国家。我国的袁隆平院士2004年获得沃尔夫奖,我们也还不能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科技强国。一个人得不得大奖有运气成分在内,但只要中国有一批成果达到大奖的水准,那么出大奖获得者是必然的,我们追求的是这样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

  我认为,一流创新人才具有的一些基本的“基因”,包括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自信心、勤奋和锲而不舍。中国学生目前最缺乏的“基因”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好奇心,是驱动人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一个原动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爱因斯坦语),这是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还包括那些未知的;批判性思维,是对通常公认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思考,是科学创新的第一步。目前特别要提倡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做出重大科学创新的前提。趋同思维是不可能在科学上有大的创造。即便被黄昆先生称为“最正常的天才”的杨振宁先生,据我的接触,他有许多思想不同于主流共识,而且特立独行,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王辉耀:我曾经写了一本《开放你的人生》,总结了两百多位成功者的实践心得和成功经验。有关创新人才的特质和行为特征,比较著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的调查。他曾对87名教育家做了一次调查,要求每人列出5种创造型学生和人才的行为特征,其中被提到的次数较多的行为特征是:①好奇心,不断地提问;②思维和行动的独创性;③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很个人主义;④想象力丰富,喜欢虚构和叙述,富于幻想;⑤不随大流,不过分依赖集体的意志;⑥主意多,喜欢搞试验;⑦顽强、坚韧。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个人主义”、“富于幻想”等许多特质在中国被视为“缺点”,但在美国却被看得非常重要。

  范黎波:特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特征差异。从生物基因视角看,现有心理学研究发现,1岁和青春期是认知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点,因此也是特质发现和培养的黄金期。从文化基因视角看,假如你长期生活在以下城市,你的特质肯定会烙上深刻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为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特有的气质。如耶路撒冷(宗教)、新加坡(国家建设)、牛津(学习)、巴黎(浪漫)。杰出创新人才差异性既体现在生物基因上,也体现在文化基因上,还可能包括非凡的成长经历等。分析还表明,特质发现和培养是婴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的问题,真正到了高等教育后,发现和培养的主要议题就是增量创新和能力提升的问题了。因此说,启蒙教育和启蒙老师必须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


特质如何养成


  主持人:如各位所说,创新人才需要一些基本素质——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等。这些特质的养成,靠什么来实现?能否通过我们当前的教育来实现呢?

  朱邦芬: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但是这两个民族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有非常巨大的反差。全世界犹太人总共约两千万人,犹太人得诺贝尔奖的将近170人,大概占22%;而全球华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一共只有8个人。

  为什么反差这么大?犹太人有一个传奇故事,据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拉比,幼年时,每天从幼儿园和小学回家,他妈妈都要问他,“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后来很多犹太家庭,受此启发也都喜欢问自己的孩子是否提了问题,逐渐形成一种传统。而中国重视教育的家长,当孩子每天从幼儿园或小学回来时,都习惯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

  中国的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积累,使得中国培养的学生基础比较扎实、训练比较全面;而犹太人教育通过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更多地从思考、分析和质疑的角度来学习现有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是非常高明的。前不久李政道先生说“要创新,须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须学问,问越透,创越新”。这24个字非常有哲理,值得重视。要培养学生多提问题、提好问题,一方面需要高明的教师引导,另一方面把我们的教育从训导式的、传授型的过渡到讨论式的启发式的小班课。

  与之相关,我们大学里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况;而且课程往往排的很满,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很少。这也不利于学生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一些问题、去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因此,我主张对最优秀的一批学生要减负,要更多地让他们自己主动地去学习和研究。

  王辉耀:中国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存在一些问题。过去,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再到教育制度,主要是为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要服务。之后发展市场经济,90%以上的人要在体制外和非公企事业单位就业,于是不彻底地进行了一次市场化、产业化的教育改革,流水化、作业化只适合大量生产“技工”型人才,不利于创造性人才培养。如今,中国开始产业升级,发展创新创意产业、知识服务经济,这一教育模式很显然必须改革。单纯地面向政府、面向企业去培养适应就业要求的人才,只是将学习的专业从机电改为计算机或金融,都不可能培养出自己创造出某一产业、科技甚至是大量就业机会的创新人才。我们需要在道德、情感、社会认知等基础上,让每个学生在开放型学习和成长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认为中国创新发展需要改变教育体系,必须要做三个创新:一个是要下决心改变大学的行政和官本位体系,去中国大学的行政化,还大学以教授和专家治校的根本权利。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建立对外合作和三资企业,给中国企业带来活力。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教育领域也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合资合作和独资办学,改善中国大学的生态环境,提高中国大学的创新水平呢?目前,中外合作的中欧商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三就是要开放大学给社会办学,民办企业,个人办学,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难产,就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多样化和国际化是如何的困难,更不用说创新人才的培养了。
 

如何促进其内在动力激发


  主持人:创新的本质,如马拉松比赛而非百米冲刺,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欲速不达。基于此,有媒体评论指出,目前我国迎来了“科学春季”,在“顺境”之下,创新人才本身必须要勇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否则不会做出重大成果。对此,各位怎么看?您认为,要解放人才,促进更多杰出人才的涌现,该如何通过外部制度的设计来促进其内在动力的激发?

  朱邦芬:确实,人才的成长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对于马拉松比赛而言,起跑线不是决定性的。现在什么事情都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使得我们的孩子过早地进入到竞争行列,过早失去无忧无虑的童年,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的不良影响将是长远的。

  当前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科研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史无前例,中国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硬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然而我们本来就欠缺的“潜心科学、追求卓越”的学术风气和人文环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下更不容易建立,当前的软环境对杰出的基础科学人才的成长并不友善。如同我以前在有关文章中所提到的,“学生对学位的追求胜过对学问的追求;教师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多于对人才培养的追求;教育环境对短期指标的追求大过对立身之本的追求。许多高校领导对当官的追求高于对成为一位教育家的追求;由于教育收效的长期性和间接性,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关心也远远低于许多短期可见业绩的项目”。

  怎么办?我的建议是:

  首先,人才的成长有其规律,而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因此我希望各级领导部门要有耐心,不要年初启动一个项目,年底就要初见成效。要下面不急功近利,领导部门首先不能急功近利。

  其次,坐冷板凳对于一些有雄心在科学技术创新上做出重大成就的人来说是必经之路。坐冷板凳最企盼的外部条件是使他们能够“安、专、迷”。所谓“安”,就是有使人能安心学习和研究的、适当的软硬件条件。“专”,就是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做学问。特别是要改进评估体制,“少开会,多干活”。“迷”,对自己从事的领域、做的事有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追求卓越。目前我们的各种奖励制度太多太滥,并不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安、专、迷”。

  王辉耀:要取得创新成果,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这不是必要或充分的条件。归根究底,是国家和社会要为人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土壤。与此同时,国家、政府、企业如果在政策、经费等各方面支持创新,自然也需要从创新中获益,共赢是共同发展的基础。但是,有政治要求、经济需要不意味着不遵循人才发展、科学研究的本身规律,并不意味着不按科学特点、教育特点而是让行政机制、经济特点、人际关系进行支配。政府如何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避免过度“政治化”和“泛行政化”、“市场化”和“功利化”,是各国科研、教育机构都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尤其需要注意。许多地方和企业的科研经费、科研人员数量、科研设备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却没有相应的科学成就,问题就出在科研管理机制、科研经费分配、学术环境等“软件”上。

  目前学术环境上最需要改善的就是要建立学术诚信体系,要避免学术腐败的存在,要改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近亲繁殖现象,要有能进能出的人才选拔和淘汰机制,要避免学术圈子排外的问题,要给学科带头人真正的责权利,要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
 
有哪些规律可循



  主持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呼唤更多创新型人才的涌现,为此也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有人认为,“创新人才不是‘拔’出来的,而是在适宜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对此,您赞同吗?对杰出创新人才的开发上,是否有一些规律可循?

  范黎波:创新人才培养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肯定不能以功利为导向,更不能简单地做投入-产出分析,因此也具有风险性。从理性的投资人角度看,在投资工程师培养和音乐家培养中进行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个?肯定是前者。前者是确定的,是可计量的,是可以规模化运营的;后者是个性化的且很难计量。

  第一,从拔尖的创新人才自身的角度看,做学问,从事创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强,因为必须耐得寂寞。所以,往往是对学问真心感兴趣的,才会做学问,且一直做下去。杰出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有点公共精神和宽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投入。

  第二,导师或高人指点。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属高度隐蔽信息,是象牙塔里的事情,仅仅被一个小圈子所认知,出了这个圈子,明白人就稀少了。中性地看,这和“排斥、惧才、拒才”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创新能力评价天然具有“不易治理”的属性。当一个人的探索性研究无法理性评价时,导师或高人指点最为关键。“指点”既体现为帮助学生辨别什么是研究的重点和非重点,协助学生使用更加清晰的系统思维和逻辑概念进行表达;也体现为支持学生在感兴趣的领域进行长期探索,并能够宽容和抚慰各种形式的探索失败。

  第三,在培养模式选择上,应该是“农业生产”模式而不是“工业生产”模式。农民种粮是以尊重植物生长规律为前提的,在不同时节和作物成长不同阶段进行必要干预和协助,例如施肥、浇水、打药、除草等。工业生产模式是有明确的市场目标和设计图纸,经过锻造、铸造、抛光、打磨、组装等程序,最终产出理想的和能够卖出去的产品。答案很清晰,杰出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更复杂,更需要农民式的关照和干预。

  第四,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上要特别关注“批判性思维能力”训练。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标准化体系,创新基因被异化了。例如,一个小学生往往要看老师和家长指定的课外读物,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作文的成绩。那么他们的兴趣还会幸存吗?少数人命题并掌握标准答案,教师学生围绕这个标准答案做猜谜、猜测和试错,培养的不是探索精神,不是证实和证伪,更像是猜谜和拼图。在西方大学教育体系中,批判性思维训练一直是培养目标的着力点,值得借鉴。比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课程改革中评价很高的新课“批判性与分析性思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文献、伦理与权威”等。

  朱邦芬:我赞同。杰出人才是自己冒出来的,一个适宜的环境会使更多的杰出人才冒出来,会使更好的杰出人才冒出来。首先,资质优秀的青年能否成为杰出人才,内因起决定作用,主要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眼光及机遇。其次,如同小鸡孵化需要温度,外部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通过调动内因而起作用。

  作为学校,课堂教学只是使学生成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则更关键。我认为培养杰出人才的良好环境,至少要包含以下6个要素: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良好的学术氛围,一流的并且献身于学生培养的师资,学生拥有自主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国际化的视野和交流,较好的软硬件。

  因此,探索培养杰出人才的规律,从战略层面讲,就是探索怎样的环境有利于学生成为杰出人才,以及如何营造这样的学术环境;战术层面上看,就是推敲具体的培养方式。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例如,我国历来强调因材施教,多年来的传统做法是让尖子学生“多学一点、学深一点、早学一点”。我个人认为,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教师不应该给他们“加负”,而是给他们“减负”,变“圈养”(教师灌输和传授知识)为“放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让尖子学生有更多的空间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学习和探索。但究竟怎样把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怎样处理课程的挑战度和给学生减轻负担的关系,怎样平衡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指导之间的关系?许多诸如此类的规律性的问题需要摸索。
 

如何为社会注入创新因子

 
  主持人:如何从根本上为社会注入创新的因子,使之有不竭的动力。在这方面,各位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朱邦芬: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国家,确实需要全社会营造一种创新文化。

  我们应摒弃“上名校、考状元”的单一价值取向而代之于“行行出状元”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应摒弃“光说不练”的看客心理而崇尚“行胜于言”的实践者;应在欢呼胜利者的同时也宽容“失败者”并尊敬英雄的失败者;鼓励年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要以官职大小、钱财多少作为人生的目标;应鼓励年轻人开拓“新边疆”为荣、以蜗居在父母羽翼之下为耻。

  除了创新文化的建立,我们的政府也应以各种具体的举措善待和扶持创业者、发明家、保护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以期待中国的“乔布斯”的诞生。

  王辉耀:美国不只是有乔布斯和苹果公司,还有微软、谷歌,美国人喜欢硅谷,喜欢在高科技领域创业和创新,风险商业资本也喜欢投资这些创新人才和创新产业,因为这种创业创新最可能获得高回报。假如比尔?盖茨们必须背书读大学,从小的读书目标就是去当公务员或者做房地产,就不会有苹果和微软。重视人才不应成为一句空话,需要社会实质的平台、环境、政策作为支持。

  从根本上来讲,对人才的重视是一种文化。进一步改进当前人才环境,我建议,一是改变人才完全由单位或组织培养的习惯,要把人才放到社会上去培养,从社会中已经很优秀的人才中选拔人才。比如新加坡就是这样,政府一般自己不培养人才,而是从社会中去发现已经被社会承认的优秀人才,再让这些人才进到政府和机构中来,这样的人才流动能够使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能解决社会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要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人才流动的限制和区分。人才不封闭,不保守,这样他们才能够熟悉社会,熟悉市场和行业,能够发挥作用。现在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人才的区分是中国人才环境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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