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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与文学
来源: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30日    

  曾经有过“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写一本书就可以名扬天下。那可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可能是写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的原因。近些年来,说是文学被边缘化了,写过若干本书的有若干人,却仍默默无闻,是写的人多了,读的人少了。人们精神消费的方式多了,似乎比当下的文学可靠,文学成就斐然,也不可回避大多也就只能在体制圈内循环,自娱自乐而已。

  不少文学写作的跋涉者,用他们的话说,多年来在行政岗位工作,坚持文学创作,是一个心结。这也可能属于眼下所说的官员作家之列,涉及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话题。

  官员作家,非官员作家,作家官员,自古有之,见怪不怪。新时期以来,文艺体制在不断改革,在政府供养编制中已很少有专业作家的份额,文艺体制内大多是从政管理人员,一些因艺术成就冠以身份的作家艺术家,与文化行业之外的官员作家是有区分的。在当好官员的同时当好作家,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剥夺官员作为一个公民从事写作的权利。名声不好的是那些抱着文学之外的目的,当不好官员或者是借官员之便混迹于文坛的伪作家,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些贪官作家群,如媒体上所说的文坛地沟油。官、商、文的横向联系,有的已演变为权、钱、名的循环利益链,妨碍或损害着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尊,是值得警醒的。

  说到仕与中国文学传统,是个恒久的话题。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即仕而优则学。优,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就去做学问。学习学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这句话,并不是说学习好就能做官,做了官就一定有学问,而是说学无止境。仕,古同“事”。做官,仕途,是一种事业。朱光潜先生曾说,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王维出仕后,屡受各种打击,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辋川山水间修养身心,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世称他为诗佛,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精通音律。王维亲和山水,绝不是远离仕途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命本真。他的文化贡献,超越了他的政绩。

  中国文学传统,有其生存和言说方式,最重要的特征无非是关注现世。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儒家教人做个中庸顺民,在社会意识方面崇尚伦理,乐于安土。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文学表达,如李白的把酒问月,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如龚自珍的此山不语望中原。怀乡,包括离别、贬官、充军,是文学表达的原由。其人生观是建功立业,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以延续生命的意义。《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最为重要,然后才是做事做学问。魏晋文学的个人意识觉醒,对名声不朽进行反思,对功名无热衷,又看开。独善其身与兼齐天下的平衡,如王维的身在官场,心存自然,如苏轼的外儒内道,随缘自述,及隐士如陶渊明超脱的存在,影响了文学传统的精神。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文学传统的价值标准历经百年演变,已经呈现出新的面孔。若站在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视角来看官员写作,可以读到仕与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诸如关注现实、怀乡情结、做人做事做学问、看开功名、随缘自述等等,不失为一种人文关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至于所谓贪官作家群,属于一小撮,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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