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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什么与鲁迅失之交臂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1年8月5日    

  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去不去广州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又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后来,鲁迅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内山完造如是说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的态度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没有不能忘却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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