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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尊崇效仿 到批判扬弃
来源:党的文献 2011年8月4日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和康有为等倡导的“戊戌变法”曾经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他却仍站在原地呐喊,主张君主立宪制,沦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历史属于他的时间很短,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毛泽东对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的阅读和评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

  尊崇与效仿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从表兄文运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初次接触梁启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个年代,受“戊戌变法”影响,梁启超的名字和学说在国内风靡一时。

  对《新民丛报》刊载的新鲜内容,毛泽东着迷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他看得非常用心,并在该文“论国家思想”处写下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欣然接受了维新派思想。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尊崇的人物。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革命党人的主张。激奋之中,毛泽东写下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对于此事,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2年2月,当了半年兵的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回答试题《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时,他即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可见,当时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救国之道,确实占据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方法论高地。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翻阅毛泽东是年10月至12月的课堂记录,有直接引自梁启超《新民说》的名句,有化解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相关论点的体会,还有对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所述内容与中国哲学家杨朱的比较,等等。或许是因为沉醉于梁启超的言论之中,毛泽东在四师的国文课上,很快就被教员袁仲谦看出其文风着意模仿梁氏,因而建议他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听从师命,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古文文体。
 

  质疑与反思

  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一师是当时比较民主开明、办得较好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教于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优秀教员,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随着学识的积淀,特别是社会实践的洗礼,毛泽东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全国一片反对之声,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立即致信萧子升,请帮助找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君宪救国论》一阅。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担忧事久引发革命危机,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此时,毛泽东对北洋军阀尚无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启超的主张。6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中的母亲,途中被骚扰的南方军队所阻隔,更加认为政局应该稳定。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逐走劝袁称帝的湖南都督汤芗铭,认为这样会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可见,毛泽东已非简单地接受梁启超的主张,而是经过分析后认同梁的观点。而且,他对梁启超的一些政治行为开始了质疑,1916年12月9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袁氏笼络名士,如王(闿运)、梁(启超)、章(炳麟)、樊(增祥)诸人,均堕其术中。”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这里异常活跃的思想氛围,激发了毛泽东对新思想的渴求,以及对救国道路的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时事环境的改变,使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陈独秀等,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笔。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不再到梁启超的著述中寻找立论的依据,而且在观察问题的方法论上已经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

  毛泽东关于各省自治的主张,更直接地表达了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对梁启超相关见解的不赞成。1920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全自治”与“半自治”》一文中写道:“我对于20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我以为起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罗章龙:“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

  凡事能够在怀疑中进行反思,乃思想上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认识,由竭力推崇到冷静思考,在质疑之时又不以偏概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明他的思想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批判与扬弃

  以梁启超为楷模的毛泽东,经过学习思考、比较分析,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直陈己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是经过研究鉴别和深思熟虑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深刻理解,也使他能够重新审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家思想,并进行批判和扬弃。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古今思想文化的辩证态度。对待他曾经尊崇的梁启超,也不例外。

  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难理解,在破坏旧世界的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需要侧重于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开始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则需要侧重于保护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以求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曾产生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要求全面评价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对待前人的胸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时代尊崇的梁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并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等。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还说: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对于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物,毛泽东总是十分欣赏,但将孔、耶、释、孙、马、章、康、梁相提并论,且单讲梁启超年轻时“所向披靡”,着实有些不寻常,充满了对青年时代的怀念之情。不足一月后,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再次详述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办报艰辛与文章风格,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学习、模仿,到质疑、反思,再到批判、扬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也体现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一切思想文化方面所秉持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精神。

  〔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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