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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绛人生问答
来源:文汇报 2011年8月3日    
杨绛和钱锺书先生
杨绛和钱锺书先生
我们仨钱锺书、杨绛、钱瑗
我们仨钱锺书、杨绛、钱瑗


  一

  问: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问: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问: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掺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问: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绛: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二

  问: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 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 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著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问: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著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绛: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著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问: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问: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绛: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著,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三

  问: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问: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绛: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问: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问: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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