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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怀与传统文化
来源:学习时报 2011年3月28日    

  我们的古代文化传统中,对于政治体制、权力制衡,法制系统的想象力实在有限,同时,我们的圣贤君相,很喜欢讲政治的理想、道德、人格、风尚与文明。这些我愿意称之为是一种政治情怀,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精英(君相圣贤……)文化情怀。

  个中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泛道德论传统。我们的先人认为,掌权者的道德修养,是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我们坚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把政治生活道德化,可能无助于法治操作的完备,偏于理想主义。不论是老庄韩非,还是近现代的革命者都抨击儒家的理想脱离实际,最严厉的批评叫做“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按鲁迅的说法则是史书里字里行间都有“吃人”的字样。

  但正因为儒家的理想难以百分之百地兑现,有道德的政治,乃成为一个永远的理想、一个约束、一个监督,我还要说,这是一个压力。我们常常议论封建集权缺少监督机制,但我们的泛道德论在不能完全实现的同时,又起着一种文化监督、礼义监督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封建社会对于君权缺少体制上的制衡,但是我们有唯有德之人居之的命题,反过来说就是承认无道昏君的败亡是必然的规律。我们有文死谏的气节,有对于帝王之道的讲究与挑剔,有宁死不屈的“春秋笔”。我们强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覆舟也是合乎大道的。中国的权力,必须接受道德监督、文化监督。中国的掌权者必须符合一定的德与礼,即道德原则与风度举止的标准。

  对于泛道德主义可以做许多反省与批评,但同时它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你不可能对它一笔抹杀。泛道德论富有正义感、凝聚力与煽情性,现在还有一种通俗性。人们看人看事,先要辨忠奸、义利、清浊、正邪,人们首先要讲仁义、情义,一直普泛化为讲情面,而相对忽视了事实的核查与举证。对此,我们既要正视与充分理解尊重,又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所提升匡正。

  文化与情怀,是一个比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更宽泛的范畴。海峡两岸,这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经验与困扰。

  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集中表现在《礼运 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带有高峰性、终极性的政治理想,至少对于我个人,它充溢着原始的“天真社会主义”的美好与伟大色彩。它鼓励着一种政治上的使命感与献身精神,它提出了难以企及的标杆,它推动了20世纪中国大陆接受社会主义,叫做“赤化”。我个人就是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下,早在少年时期,选择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受到两岸人民的共同尊敬与爱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念,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对于“天下为公”的言传倡导与身体力行之中。我在国府统治下上中学时已经背诵下来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中也强调:“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可以说,建民国是第一步目标,进大同,是终极目标。同样,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公有、公心、大公无私、废除私有制也是大同。这说明,大同大同,是国共两党与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孙中山先生的另一提法,至今深深地激动着中国共产党与大陆的人民,胡耀邦同志尤其喜欢讲这一点,那就是:“振兴中华”。我相信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会为“振兴中华”至今是中国大陆13亿人民的口号与正在实现的现实而感到欣慰。

  怎么样才能振兴中华,改变中华民族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呢?只有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压缩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不进行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把发展当成硬道理,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早在90年前,胡适博士曾经提出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命题,他说早啦!那时,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与激烈动荡之中,那时是不可能实现他的幻想的。他的提法受到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抵制。近百年过去了,两极对立的世界与中华格局已经不再,中国大陆正在坚决地走向务实、开放、包容、进步。胡适博士的在天之灵,也应该有所欣慰了吧。

  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与明君贤相都强调有志于修齐治平的人的道德境界与人格成色,强调政治精英的自律即自我道德监督。国共两党虽然有过极其严重的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但双方的文化大背景却相当靠拢,故而在政治人格与精英文化情怀的追求上,时有相通处。

  蒋中正先生喜欢讲“庄敬自强(语出《礼记》),处变不惊”。毛主席喜欢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难看到二者的相近。毛泽东的强调艰苦奋斗,还包含着创业维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与孟子所强调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思想非常一致。江泽民同志也是十分强调忧患意识与与时俱进的。同样,中国国民党的党歌中高唱“夙夜匪懈,主义是从”与“矢勤矢勇,心信必忠”。这里边都体现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与某些东方哲学的消极退让的价值取向不同。我们的自强不息与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比较易于与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形势对接,而不会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世界格格不入。

  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利希?伯尔的作品中,在印度与在喀麦隆,我都听到过完全同样的渔夫辛劳而一位懒汉睡大觉的故事。懒汉认为,通过劳动获取幸福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偷懒才是幸福的根源。三个大洲的三个国家的故事如出一辙,少有其例。但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没有市场。我们讲的是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讲的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们讲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的民间也是最看不起懒汉的。

  马英九先生喜欢引用的《论语》中关于“哀矜勿喜”的说法、《中庸》中关于“戒慎恐惧”的说法,与毛泽东喜欢讲的“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相通的。这是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说法与古代的关于“温温恭人,若集于木”的诗句也是相连接着的。《诗经?小宛》:“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何等好啊。

  一大批大陆学者,强调周恩来的风格与人格特色正是“戒慎恐惧”,周先生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强调,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周先生最喜欢讲的话是“不可掉以轻心”。胡锦涛同志喜欢讲的也是“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马先生的谦谦君子与文质彬彬、爱惜羽毛的形象给大陆人民正在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周恩来的温文尔雅、缜密周到、艰苦卓绝、鞠躬尽瘁的一生也已经彪炳史册。

  以文会友,我相信在台湾与大陆都是三人行,必有吾师;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同时,我也觉得出某些野蛮的胡说八道的可怜与可笑。我们中华文化是讲究饮水思源,讲究“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而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搞的“去中国化”,就是饮水塞源,饮水断源,那其实是去文化化,去常识化,去理性化。正如连战先生讲的,那是正在进行的台湾版“文化革命”。

  老子讲“豫兮如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这其实也是戒慎恐惧的意思。如《诗经》上的“温温恭人,如集于木”的说法,这样的诗十分可爱而且美丽。一群鸟儿停息在一根树枝或一株大树上,大家应该互相照顾,互相礼让,互相作好的伙伴。现在是一大批中华的生灵集于海峡两岸,同时,数十亿不同肤色、信仰与发展程度的生灵集中在我们的小小的蓝色行星之上。怎么办呢?是“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语出《尚书》,说明我们的传统中也有极端暴烈与自毁的程序驱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确实埋伏了太多的不义、压迫、仇恨与乖戾,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破坏性因素,这同样需要我们的反思),还是温温恭人好呢?当然是后者。我有时反思,例如,项羽攻占了秦都,然后放火烧毁阿房宫。这太极端、太情绪化了,这等于是先占领后轰炸啊,这是匪夷所思的自毁程序启动了啊。有一次在纽约谈起这个话题,我说到此事,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兄比我学问大,他说,古罗马帝国也发生过先占领后焚烧破坏的事,令我震惊。

  所以,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上,我赞成我的小学同学、美国印地安纳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的见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我认为,正是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创造了这种转化的契机,挽救了中华文化,如果没有“五四”与此后的巨大变革,如果我们还处在八国联军或者甲午战争的状况下,如果我们处在如孙中山先生所言的亡国灭种的危亡中,还谈得到什么弘扬传统?

  所以,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却绝对不可以因而否定“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我在汶川大地震后一年,去了一片废墟的北川市,专家说,那是数万年地壳运动的盲目的力量蓄积与冲突的结果。我脱下帽子站在那里,深感我们这一辈人有责任,化解、调节、疏导中华民族内外的各种冲突纠纷争拗,不要蓄积非理性的、不计后果的破坏性能量,不要把大陆、台湾与美丽的海峡,变成不可控的核反应堆,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毁灭性政治、军事、社会“地震”的种子。

  人间有很多歧义与不平,怎么办呢?不能因此就大家都变成人体炸弹。我们还是要“温温恭人,如集于木”。这是中华文化贡献给深受恐怖、极端、分裂势力与各种恶性竞争所困扰的21世纪的地球村的最好忠告。

  (本文是王蒙在2011年1月18日在第九届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