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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风雨中真正大气起来
来源:学习时报 2011年3月28日    

  东北人在影视剧中的形象真实不真实?是否存在着片面化和脸谱化?与以“林海雪原”、“北大荒(600598,股吧)”、“长白山”、“松花江”等为自然生存环境,以尚武、尚力、重情、重义为主要特色的传统东北人形象相比,当代东北人形象的建构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春节联欢晚会。具体说来,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的三要素即“大嗓门”的方言、“二杆子”的性格和“大团圆”的结局,在内容上“偶尔在性与政治之间打打擦边球”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煞费苦心地耍点“小聪明”,是当代东北人形象建构与消费的核心商业机密。以后,尽管通过影视等大众文化传播工具,新东北文化要素沧海横流,但却都没有超出这个赵氏“原本”,只有模仿得好不好、像不像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们有一点共同的本质又是自身无法克服的,即由于从一开始就受电子信息技术及潜藏其后的文化商业目的的支配,新东北文化比一般的区域文化更多地沾染上文化消费主义的弊病,进一步说,东北人究竟以什么形象登台亮相,与东北人真实的自然环境、社会空间与精神需要是否有关已完全不再重要,而关键在于每一个形象本身有多大的消费价值,可以为文化生产商创造多少商业利润。

        那么,“东北人形象”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有人曾根据影视中大量的东北人形象,归纳出东北人“个性鲜明、敢爱敢恨、不拘小节、讲义气、耿直、粗鲁、俗气、爱打架、爱面子”等性格。这尽管相当准确,但也显得没有重点。因为在琐碎的经验分析中,没有发现这些性格特征背后致命的缺陷。一言以蔽之,当下影视所制造和传播的东北人,最缺乏的是现代人的文明素质和生命机能。真正的现代生命,在本质上只能是城市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经过痛苦和煎熬的城市化过程,真正具有了掌握现代经济规律和文化工具之后,传统农民才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世界主人。而这恰是东北人形象最大的软肋。小农的意识、行为和价值判断,是影视中的东北人最重要的一张牌,从“土老帽”赵本山的各种小品,到赵薇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灰头土脸,莫不如此。但问题在于,在东北人影视的叙述过程中,它们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而一般的城里人,也包括城市的游戏规则,则成为他们嘲笑、抨击和感化的对象。同时,这也是东北人形象受到热烈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在于它迎合了人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的“逆城市化”思潮。对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快的矛盾,几乎每个稍微大一些的城市都普遍存在着超负荷运转的问题,并直接表现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使人们痛感都市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与巨大异化;另一方面,由于源自乡土中国的主体生命机能未能及时地更新换代,许多人不仅没有切实地分享到都市化进程的效益,相反还由于种种不适应和缺乏经验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这是“逆城市化”在中国有众多知音与广阔空间的根本原因。而影视中的东北人,多半是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拼命讲述农村最好、农民道德品质最高、乡里乡亲情感最真实、关系最可靠等并不天真的童话。而城里人则成为反面典型。尽管有些导演或演员也会善意地揶揄一下觉悟不高的农民兄弟,但瑕不掩瑜,农民美好善良的本质迟早会做出惊天动地或激动人心的壮举。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又毕竟是编剧和导演制作的“虚幻形象”,真实的情况正如芒福德所说:无论什么时代,城市都代表了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甚至在中世纪就有一句德国谚语叫“城市空气使人感到自由”,也包括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它们才揭示了城市的真实面目和存在。

  其实,在中国区域文化与人物性格上,东北人素有阳光和大气之说,他们在情感上敢爱敢恨,在行为上不拘小节,而现在的关键无疑在于如何完成它们的现代转换,重新变得阳光和大气起来。当然,与影视中的东北人的小聪明和小喜剧完全相反,只有更深地融入城市化进程,更多地超越对城市本身不够光明磊落的心理,才能使东北人重新成为现实中有力量的北国儿女。而这一点,才应该是东北人理想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