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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为官之道
来源:《北京双高HR联盟资讯》-《北京日报》 2011年3月9日    

       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2,“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的。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宗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他“半生长在谪籍中。 ”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
       范仲淹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
       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儿,钩心斗角有术。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
      今天重提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