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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怪象之吏比官贵
来源:《北京双高HR联盟资讯》-人民论坛 2011年3月9日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据《汉书》记载: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不止一次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此事引起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记载了胥吏背后的狂言: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
      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上谕中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由于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另外,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
      而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于是胥吏形成了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